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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中国小额信贷之父:穷人甚至比富人更讲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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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年前，“穷人银行家”尤努斯看到孟加拉国赤贫村民受高利贷商人的盘剥而大受震撼，从而建立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。那一年，杜晓山还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。
23年前，尤努斯创建的乡村银行在政府支持下转化为一个独立的银行。那一年，杜晓山在中国社科院开始关注农村金融问题，并找到了看待农村问题的理论视角。
13年前，经过杜晓山的游说，尤努斯决定让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进入中国。如今，66岁的尤努斯因为其找到了“帮助大量人口摆脱贫困的方法”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，杜晓山也被媒体称为“中国小额信贷之父”。
10月28日，本报A7版对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在中国的实验进行了深入的报道，受到了读者的极大关注。人们感兴趣的是：孟加拉国小额信贷究竟是扶贫还是高利贷？是公益救济还是商业模式？是开拓者还是“洪水猛兽”？
作为该报道的继续，《新闻蓝页》今天刊登对杜晓山的专访，给读者展现权威视野下的小额信贷“天使与魔鬼”之辩。
记者：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小额信贷的？
杜晓山：是刚进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那段时期，当时，我和我的同事开始接触小额信贷，并进行了大量研究。当时我们对孟加拉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，因为我发现国内的扶贫款往往很难真正发放到农民手中，而且还贷率非常低。但孟加拉模式正好相反，穷人无需抵押无需担保，就能够得到贷款，而且还贷率很高。两相对比，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。
1993年多次到孟加拉考察
记者：什么原因使你决定引进这一模式？
杜晓山：虽然这一模式的贷款金额从数量上说不多，但对于贫困人口来说，是继续贫困还是脱贫自足，有无小额信贷就大不一样。况且，这个是循环式的贷款，直到把穷人送到脱贫致富的路上。我们的扶贫也一定得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，不能半途而废。
记者：没有反对意见吗？
杜晓山：当然有，当时我考虑在国内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类似的机构，但不少学者认为孟加拉模式不适合我们国家。不过，最后我们还是觉得可以试一试，如果成功了，还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改变贫困的命运。
记者：那是1993年的事情了？
杜晓山：对，1993年，那一年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同寻常的。那一年，先后多次去孟加拉国进行实地考察，参加了小额信贷国际会议，并且见到了尤努斯教授。在接受培训的同时，我们从乡村银行信托基金方面申请到了“软贷款”(低息贷款)。
记者：为什么选择河北易县作为试验田？
杜晓山：易县是国家级贫困县，具有一般贫困县的代表性，离北京又近，便于监管，又考虑了成本问题；而且当地政府十分支持。1994年5月，我们在易县成立了首家“扶贫社”，并发放了第一批二十几户小额贷款。
记者：易县试验的效果怎么样？
杜晓山：有一份统计数字显示，13年来，整个易县近2万农户从中获益，6000多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。国内外上万人次到易县扶贫社进行学习、参观与考察。
记者：尤努斯本人去过那里没有？
杜晓山：去过，1996年和1998年，尤努斯先后两次到易县考察。当时尤努斯的观感很好，每次都很诚恳地说易县大有希望。
穷人甚至比富人更有信用
记者：易县是你们工作的起点，正是那里的成功让你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尝试？
杜晓山：也可以这么说。易县以后，我们先后在河南虞城、河南南召、陕西丹凤建立了扶贫分社，进行小额信贷试验。1997年是个分水岭，那一年年底，我们多个分支机构都在经济上实现了自负盈亏。
记者：试验进行13年了，你得出了自己想要的结论吗？
杜晓山：我有了自己的结论，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尝试，促进决策层出台相关的政策，放开农村信贷市场。我们13年的实践表明，只要有良好的管理，农户以信誉为担保的贷款，还贷率能够高于95%。另外，我们认识到，穷人的信誉度绝不低于社会其他群体，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巧妙的制度设计。没有不好的客户只有不好的机构；而且，穷人甚至比富人更有信用，因为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。
记者：贷款就有风险，小额贷款的风险在哪里？
杜晓山：农业要经受自然灾害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；贫困农户又缺乏足够抵御风险的相应能力，也没有财产和经济实力做后盾，这是风险之一；其次，小额信贷无需抵押担保，如果有个别借贷不还的示范效应发生，则很容易造成拖欠行为的大面积蔓延。
记者：我们在调查中发现，易县、涞水的小额贷款还贷率很高，你们是如何规避风险的？
杜晓山：防范金融或信用道德风险，小额信贷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运作机制。我们现在实行的“小组联保贷款”制度就是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一种制度设计，通过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极大地消除风险。如果一个人拒绝还贷，他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信用就会受损，很难在其中继续生活下去。此外，还有小额度、分期还贷等机制，都有利于降低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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